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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中的“中体西用”观与儒家教化的近代危机
发布时间:2019-04-15 15:33

  “中体西用”是近代以来一种“融通中西”的思想观念。以“中学”为体,强调儒学在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巩固传统的纲常思想;以“西学”为用,重视西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实用价值,以达到“自强”和“保国”的目的,二者间的关系与张力构成了“癸卯学制”的核心原则。“中体西用”观一方面对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传统儒家教化思想的近代危机。

  内容提要:“中体西用”是近代以来一种“融通中西”的思想观念。以“中学”为体,强调儒学在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巩固传统的纲常思想;以“西学”为用,重视西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实用价值,以达到“自强”和“保国”的目的,二者间的关系与张力构成了“癸卯学制”的核心原则。“中体西用”观一方面对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传统儒家教化思想的近代危机。

  作者简介:袁晓晶(1984-),女,甘肃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哲学士,主要从事近代儒学、近代思想史研究,E-mailpanny.happy@上海200436)。

  “体用观”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种思维模型。依据体用关系来调整“常经”与“权变”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哲学中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时的基本思路。随着清末以来,西学的强势入侵,儒家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在“中西之争”中如何保存中国固有之文化,挽救国家之存亡,族类之延续的问题。其中,具有改良思想的先驱者们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念,寄望以此中庸之道达成“外能抗辱、内可自强”的融合中西的目的。在实践过程中,“中体西用”逐渐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基本思路,更成为了晚清新政改革的核心原则。在标志着传统学制向近代学制转型的“癸卯学制”中,“中体西用”观被完整地贯彻于这一清廷“新政”的制度实践中,成为“中体西用”由观念向制度转化的一次重要实践。以往对于“中体西用”的研究,专注于其概念内涵,而忽略了这一观念产生的现实因素。①实际上,“中体西用”观有着极强的现实诉求,通过考察它被贯彻的制度实践,可以更好地揭示其内涵意蕴。癸卯学制以“中体西用”为其内在理路,一方面实现了传统学制向近代学制的转变,将传统的儒家教化之学与西方知识融合在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新制度之中。另一方面,这种整合突破了传统儒家之教强调纲常伦理的内在精神,加剧了传统儒家教化观念的近代危机。

  清末的“中体西用”观念最早源于冯桂芬的“原本”说,在《校邠庐抗议》中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就是坚持作为现实秩序的儒家纲常之本。这一点被视为“体”,具有价值选择上的绝对优先。但是,“体”在价值上的优先并不能否认实践上“用”的重要,因而自强之道必须是体用兼备。在王韬看来“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之所变者器也,而非道也。”“道”是不可变的,但“器”则是可以变的。因此,“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2]“道”作为孔子所申明的圣王之制,是中国所固有。但是“器”则应为西方之学,由此实现通过学习西方而达到自强的目的。

  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3],确立了“中体西用”为近代新教育改革的基本基调。

  在此基础上,洋务派巨擘张之洞进一步详细地厘清了“中体”和“西用”的界限,并以“体用并重”的体用关系,作为新学制的内在逻辑,制定了“癸卯学制”,实现了“中体西用”观在新教育制度中的贯彻与实践。

  张之洞在1898年撰写《劝学篇》,对“中体西用”内涵进行了明晰的阐述,使“中体西用”说成为一时之风潮②。他在《劝学篇》中提出:

  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入世,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

  张之洞以极深的洞察力,辨析中体与西用的界限,力图解决中西混杂所造成的教育、思想与政治危机。首先,“中体”和“西用”有着明显的分界。所谓“中体”就是儒教,是纲常,是“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4]9704。而“西学”是用,是应敌制变之术。就内容而言,“《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通过“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4]9740的方式,达到融贯中西的目的。其次,体用内容的厘清其目的在于改变“重道轻器”的传统,确立道器并重的新的体用关系。张之洞提出“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因此,必须要取法西学,所以有“劝农之要如何?曰:讲化学。……又兼机器之学。”“工学之要如何?曰:教工师。”“商学之要如何?曰:通工艺。……至劝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译商律……一曰自治……一曰游历……”[4]9755-9757西学重要的凸显,逐渐促成了“道器并重”的形成。最后,就教育的内在与外在而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分辨了中学和西学所对应的领域和所达成的教育目的,明晰了二者在不同趋向和层面上的作用与意义。

  基于对中体和西用界限的明确规定,“体用并重”的体用关系成为了癸卯学制的内在逻辑结构。这种体用关系,使中学和西学能够较好地融合在一个学制之中。但是,由于“中体”在价值上的绝对优先,又使“体用并重”的逻辑结构在具体课程的安排上,遭遇到了体用相分的矛盾与冲突。

  癸卯学制以“体用并重”为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不仅是为了推行中学与西学融合的新教育,更是为了实现巩固邦本的根本目的。所谓“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5],便是癸卯学制的根本目的和合法依据。

  由于“中学”是“癸卯学制”的合法依据,是其得以颁行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中学”的内容必须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学务纲要》别强调了“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提出:

  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6]95

  张之洞以三纲五常为周孔之道的核心,是他对于儒教的“刻意剪裁”。他将“纲常”体系确立为儒教之根本,立国之根本。因此,“纲常”也必须成为立学之根本。为此,就需要为“纲常”树立起经典表述。换言之,必须以经学为表述纲常思想的核心主体。

  进一步而言,确立经学为中学的核心内容,不仅为“癸卯学制”的合法提供了依据,更是为了突出儒教的“信仰”意义和大本地位,在思想统一、文化认同的层面上,抵御西学中宗教所带来的西方道德及文化的冲击。在“癸卯学制”中,张之洞等人以中国经学替代宗教教育,确立了“经学为本”的中学教育内容,并且使经学承担起西方宗教教育所承担的巩固社会信仰和涵养道德的功能。

  首先,从践行的层面而言,“修身”科是以经学的纲常伦理为纲领,确立了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及目标。这也是儒教作为新教育中“德育”身份的出场。普通教育(指从初等小学堂到高等中学堂)不同的等级,都有“修身”科的设计。(见表1)

  从课程的内容来看,德育中所采用的内容如《小学》《四书》《人谱》等,都传递儒家经典所规定和阐述的“仁”“爱”思想。较之《学务纲要》中对于“忠孝”观的强调,“修身”课程更重视对“忠”的培养。通过“忠孝”观的强调,由家族而至同类,再至于国家,增强了“忠君爱国”观念在新学制“德育”中的新的解释途径与内化。而在学堂的考核中,更强调了“尤重考核学生品行”一项:

  造士必以品行为先。各学堂考核学生,均宜于各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亦用记分法,与各门学科一体同记分数。其考核之法,分言语、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察,第其等差。……但学生既重品行,则凡选派教员学职,均须推择品行端正之员,以资表率。[6]94

  将德育与智育、体育融为新教育的一体,固然是学制改革的应有之义。但是,以忠君爱国观作为近代德育的目的,以抵御西方新道德的冲击,是将旧的伦常观念视为新的德育培养,只体现了对“中体”的重视,而未能注意到“西用”的影响,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做法,这也为之后儒学的转型危机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层面,儒教经典作为巩固本土大众信仰和文化认同的宗教文本的身份确立,体现了癸卯学制中“中学”对“西学”的对抗,同时也意味着“中学”与“西学”间的重大矛盾。相对于“修身”科所强调的“爱同类”“爱国家”而言,“读经”之重,更强调“纯正其心”。因此“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6]95在此原则指导之下,新学制对各个阶段的读经内容都作出了规定,课程规定见表2。

  “癸卯学制”中对经学的重视,使经学科成为新的学科体系中的“正本”之科,对经典“正义”的强调和学习内容的趋向,使儒教经典成为了稳固、保障本土固有信仰及文化认同在受到西方文明冲击时的宗教武器。

  癸卯学制“修身第一,读经第二”的科目安排,将传统儒家之教安置在了一个全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中,可谓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然而,“修身第一、读经第二”终归是儒学在此制度化中的“中体”之本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科目的关注点仅在于“道德”和“信仰”的安置。相较于其他中学科目,尤其是西学科目的安排,这两门课程可称之为“内学”,且核心价值依旧落在对于纲常伦理的巩固之上。而另外一些关于中学的内容,则通过“西学”式的类型化,被安排在了学制之中,如“中国文字”“地理”“历史”等科目的安排,就打破了传统的学术分科体系,分裂儒家教化的完整,使文史之学由“文以载道”和“《春秋》立法”的精神向知识的学习过渡。如果从功能主义论来理解,“中学”内容的安排,是为了实现教育通过社会化的建制,使“文化系统——价值、信仰、语言及其他符号,被内化为人格系统,从而使人格系统整合于社会系统。”[7]显而易见,中学的社会化功能在于通过对经学的加强,提升社会的稳定并整合其统一。因此,以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学”,不单纯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它所承载的政治意蕴及价值意蕴要求它必须成为学制的根本原则。

  与中学为体相协同的西学为用之“用”也绝非一个孤立的概念。随着对西学的日益重视,实际使“兴学以救国”的观念通过“兴西学以救国”的制度设定而表现了出来。中学作为根底,在于“正人心”;而西学作为“切用”,才是忧患之枢机。作为挽救中国之危机的核心力量,西学作为器的重要,已经不亚于“道”的意义。

  “器”有“权变”的可能和实用的重要。在“癸卯学制”中,只要作为“器”的西学不改变三纲五常的道统,对于其他具体制度的“权变”,则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对于西方教育观念的推行,便成为西学以“器”之身份,来改变中国传统教育之道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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